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意基础，经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全会所做的决策，是政党政治的结果。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学杂志》2017年第3期。
[28]这种针对宪法的小修有利有弊：利在于宪法变动的成本较低，较能保护宪法的安定性，避免破坏其权威性，弊在于国家机构改革的合法性不够充分，宪制机构的基本形式未纳入宪法之中，也就缺少来自宪法的明确激励与约束。这是一种结合了政党政治与政府过程的民意输入方式，尤其是它纳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改革试点与地方推动改革的实践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制定相关立法的过程，彰显了本次修宪的独特性。且不论行政机关的权力，各级党组织所行使的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性色彩。[2]目前有关修宪的认识已经趋于主流，[3]但修宪绝非单一事务，亦非仓促的局部选择，必须要有全局性思考，启动修宪工程就迫在眉睫。然而，这并非不可修改的内容，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增设并非从根本上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存废，反倒是丰富了此一制度。
[36]实际上，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作为宪法类型的基本划分方式，不仅是因为修宪涉及到的程序的繁复性，更在于通过修宪之难易所揭示的宪法效力情形。然而，之所以要对宪法修改加以限制，确保宪法的刚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宪法的根本性与最高性。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国家机构，……关键是要看全国人大设立这一国家机构的初衷是什么，以及对这一国家机构规定的职权是什么。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前引《另》文话语还显示，作者实际上还将全国人大混同于人大制度，将有利于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等同于有利于完善人大制度。《另》文在回顾了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不同文章中论及的人大制度内容后写道：回顾历史也可以发现，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究竟要设哪些国家机构，在认识和实践中，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大原则，很重要，我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根据这个宪法原则。
所以，各国检察官依法努力追诉犯罪嫌疑人刑责和律师在依法竭力维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争取免除或减轻被追诉者刑责，以及法官不偏不倚依法居中裁判都是正当的。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此外，《另》文的一个疏忽很常见，就是把尚属议论中的、学理上的国家机构概念，当成了社会存在或国家制度中的国家机构。准可疑分类如基于性别、性取向的分类行为，受中等程度的合宪性审查。拉丁法谚云：政治适应法律，非法律适应政治。实际上，下面两种人大制度有根本差别：毛泽东文章里记载的人大制度设想，今天只是一种七十多年前表达的想法，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另》文显示，其作者对于立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与宪法根据之关系的系列宪法学知识，掌握得非常少。为反驳微友依据法学常识发言的内容，《另》文作者又发表了《另》续文，但该文没有证成所欲证明的观点，反而进一步显露其作者之所以此前发表违背常识的言论，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常识后面的基本理据和逻辑。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权能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权能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中所说的权与能的关系。但法无授权即禁止能否适用于代议机关，特别是适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恐怕不能。
我们不能拿它们当作中国现行有效的宪法原则用到监察法草案完善过程中去，尤其不能像《另文》那样做放纵权力减损权利的不当运用。《另》文这里所说的权利克减，完全没有宪法根据，也完全与权利克减本身有效保障基本权利的精神和绝对不延伸到刑事法领域的禁忌水火不容。
如果《另》文表达的意思确实是本文引言概括的国家机关宪法不禁止皆可为，即主张国家机关尤其是代议机关可以做宪法不禁止的所有事情，那么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只能得出其作者缺乏或违背法学常识的结论。它在孙中山的理论中指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中国现行宪法中主要指公民的选举权、人大代表罢免权、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7],以及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和暗含的知情权等等。
[12]从宪法学角度看，恩格斯这里讲的就是按财产状况对公民进行分类的做法，而且指出了这种分类是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标志，以及高级阶段不搞这种分类的原因。所以，概念如果与其反映的客观实体错位，思维的结果就一定不能准确反映客观实体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另》文如果紧扣特指讨论，也不至于出大的偏差，可惜文章一开始就讨论到历史上名人文章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解上去了。[4] 郑贤君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在美国，这样的判例形成的规则实际上是该国的宪法渊源之一。这可能是宪法学认知和价值的双重底线，守不住这个底线，宪法学恐怕就没法做。
二是没有提及此举对中央和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必然造成的减损，因为，从分享既定法权或权利、权力份额的角度看，各分享参与者即利益竞争者之间是零和关系。这种由宪法以权力并行列举法配置给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等式来表达： GJQ=A/GJQ+B/GJQ+ C/GJQ+……X/GJQ等等，也就是说，假定国家机构全部权力GJQ为100，那么参与分享的每一个国家机关都获一定的份额。
可毕竟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非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5]郑玉波著：《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除非修宪，全国人大制定的任何法律条款都不可能跨越宪法与法律的边界成为宪法条款。
（五）做某些论述时选择的立足点算不算职业逻辑问题，有讨论的必要。（4）在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这个短语中用机构二字，实际上等同于把讨论中的第二层次的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放到了第三层次，将其等同于某个国家机关的下属组织或部门。（2）法权之外的剩余权(SQ)，欧美通常称为道德权利，即宪法或法律没确认但也未禁止的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形态待定。可惜，《另》文给出的4条理由，没有任何一条能证明全国人大有超越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范围和职权范围立法的特权。
[14]都是特指，未在一般意义上说过没有宪法的明确依据就不能制定法律这种多少有些极端或过头的言论。因此也可以说，国家机构和公民分享国家权力，在这方面国家机构和公民之间构成零和关系，形成反映相应比例关系的国家权力结构GJQ/GZQ。
但是，如果反过来，即如果检察官拼命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而后者聘请的律师却不遗余力证明自己代理的被追诉人有罪，或法官偏离中道衡量，那就违反职业逻辑、破坏法治要求的秩序了。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世界上所有立宪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合宪性审查制度，都是主要针对立法机关、立法行为和议会制定法的。
从这点看，笔者倾向于认为《另》文作者并非放弃法学常识，而是对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不可为后面的原理无足够认识。玩弄宪法中的逮捕二字，把长期剥夺人身自由换一个名词表述，避开宪法限制，是少数不尊重宪法的刑事追诉专职人员玩烂了的手法。
这是宪法对全国人大在罢免方面的授权，同时也是宪法对全国人大罢免权的限制。在大陆法系国家，宪法上的比例原则一般认为是二战后德国宪法法院以宪法判例的形式首先确认和加以推广的。[3]有的中国宪法教材不仅把这个共识表达得很明白，还介绍了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重新被申述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通过争论，廓清了法治的中心内涵是限制、约束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确立了‘国家和公民同受法律之治的思想，而非单纯完善法律，进一步明确了法治的核心内容，即对个人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又如《宪法》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设用GQ表示这个常量，那么它包括两部分或两种权能，一部分是由国家机构行使的国家权力行使者权能，在我国宪法上表现为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职权或权限，另一部分是国家权力所有者权能，属人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部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主要表现为公民的人大代表选举权、罢免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运用言论出版自由等形式进行监督等权利。有利于什么就做，依据需要而定，这类辞藻说得好听是文艺语言，说得不好听是官阶甚高大权在握人士最爱说最爱听的人治语言。
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来自实行不成文宪法制度的英国，在那里，宪法性法律是不成文宪法的表现形式或构成因素。《另》文写道： 从立宪原意看，……其初衷都不是要限定人大之下国家机关的范围，更没有明确排斥设立其他国家机关的规定;认为主张不修宪就设立新的国家机关会违宪的观点实际是对立宪原意的重大误判;在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之外立法设立新的国家机关正是对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联系作者使用限定一词的意向，它只能是限制、减少的意思。无论如何，总体站得住肯定不是100%站得住，此外一定还有不合宪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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